文/郭海鸿

核心提示：如果不是这样的机缘，后来的李庄人，怎么会想起，自家的院落里，曾经住过一对建筑大师夫妇，他们叫梁思成、林徽音，还有那些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傅斯年、董作宾、童第周、李约沁、费正清、等等一长串名字。也许，在某一个特别的雨天，在小镇的老巷子的石板街上，那个打着油纸伞缓缓而行的背影，幻化成某一个在历史的影象中生动过的泰斗……

蒙森广源印刷公司的王珩经理送给我他们承印的《中国李庄》（刘振宇、维微著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），让我这两天在麒麟山体检的闲暇时光得以打发，在这个闹市幽静一角的阅读中有了一个惊讶的发现——66年前，流亡的同济大学在迁徙四川的过程中，与一个小镇错失缘分，而另一个小镇却“抢”着接纳，成就了一段历史奇缘，也使这个叫“李庄”的小地方，写进了中国文化史册，成为名动四方的“中国李庄”。

《中国李庄》为四川人民版的“人文中华丛书”之一，副题为“抗战流亡学者的人文档案”，这容易使人立刻与当时的“西南联大”联系起来，因为，那是抗战时期波及面积最大的学者流亡部落，果然，刘、维二君的视觉即定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独特片断——同济大学南迁入川的鲜为人知的历史。我之所以说是惊讶的“发现”，是因为在过去对“西南联大”的阅读中未曾看到过。

1940年，因为战事紧迫，滇缅告急，日军炮火威胁昆明，同济大学不得不做出再次搬迁的决定，这次他们的目标路线是由云南入川。学校迁建委员会委托校友、中原造纸厂厂长钱子宁寻找合适的落脚点。这个“迁建”，对于一所著名大学来说，其实是个非常悲伤、窘迫的行动，从上海到云南，一路躲避战火，而今再要动迁，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战争无期，“落脚”多长时间，能不能找到愿意接纳而又具备条件的去处？钱子宁非常热心，四处考察寻访，找到距离宜宾50公里的南溪县，他考察到，县城镇子上有一些闲置的房屋足够安置同济大学，而且此处交通相对便利。可惜，南溪的一些士绅担心众多外来人的迁入“会破坏本地乡风民俗，导致物价上涨”，而打乱本地固有的生活形态，所以推脱说“手长袖短，庙小菩萨大，心有余力不足”而联名拒绝了同济大学的迁入意向。

一个机缘错失了，却成就了另一段佳话——相距不远的李庄镇却把这看作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，主动邀请同济大学到李庄落脚。为了“抢”到同济大学，以罗南陔、罗伯希、王云伯等人为首的一批长者士绅积极奔走，大造“支持抗战、欢迎南迁”的声势，派人前往会晤钱子宁，陈述接纳理由和条件，同时发动乡里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民间如此积极，李庄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，紧急向中央有关部门表态：同大入川、李庄欢迎，一切需要，地方供应。从历史、地理、交通、经济、人文、物产、风俗等方面全方位介绍李庄。形成了志在必得的态势。

正在为何去何从发愁的同济大学校方人士，怎么不为此感动呢？——翻动书页，在寂静的山中夜晚，我仿佛身临当时的场景，体验那些人物内心的悲欢与激昂，不由得对李庄士绅与官员们的高瞻远瞩与宽阔胸襟肃然起敬。这是国难当前的一份承担，也是对历史垂青的准确把握。既是对落难群落的援助，也是对自身的积极提升。

同济大学因此与这个叫李庄的长江边上的小镇结就了一段美丽姻缘，从1940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迁上海，1946年全部迁完，完整地在李庄落脚5个年头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5年只是飞驰的一瞬，而对于动荡中的中国教育和学术科研、对于一所大学的非常命运，却是多么珍贵的时间段落。我想，当迎来抗战胜利的喜讯，同济大学作出回迁决定时，李庄人是多么的失落，因为他们的意愿应该是长久地留下他们，让李庄与“大学”世代为伍。但这是大势所趋，谁也无法阻止。但是，历史的机缘也留给了李庄永远不会消散的财富——数十年后，李庄成为一个别无他地可以相比的文化圣地，因为中国只有一个李庄。

紧随同济大学迁入李庄的，还有中央研究院的部分所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等重量级的学术团体机构，成百上千的学术名流、学科泰斗汇聚于这个弹丸小镇，使其“巧合”地成为一个文化重镇。如果不是这样的机缘，后来的李庄人，怎么会想起，自家的院落里，曾经住过一对建筑大师夫妇，他们叫梁思成、林徽音，还有那些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傅斯年、董作宾、童第周、李约沁、费正清、等等一长串名字。也许，在某一个特别的雨天，在小镇的老巷子的石板街上，那个打着油纸伞缓缓而行的背影，幻化成某一个在历史的影象中生动过的泰斗……

李庄人是有福气的——中国哪一个小地方的村民可以骄傲地说：我家曾经是同济大学的图书室？又有哪个小地方的人可以这样说：当年某个科学家曾经在我家院子里摆过生日酒会，几十个教授学者围桌共庆？也不会有哪个小地方的人可以说：我们村举办过名振学界的考古医学展览？如果现在给同济大学的学子一个问答题：同济大学三十五周年校庆是在哪里举办的？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比李庄人清楚——是在我们那儿举办的。

至于同济大学的到来能够给李庄留下什么，也许当年罗南陔、罗伯希、王云伯等人根本没有想到那么的具体，他们也和南溪人一样，深深知道，一大批外地人的到来，肯定会影响李庄人传统的生活模式，但是，对大局的深刻理解，使他们忽略了这个小细节，他们将意见统一在一个点上——若此举渡文化于危难，且能够助当地“开民智、益民风”，则功在千秋。

刘振宇、维微在书尾如此给李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贡献定调——民族危难的时刻，李庄寄放了中国人文的精魄。

历史的巧合无处不在，当年，在谁都不愿意颠沛流离的岁月，战乱迫使一大批前方大学碾转流徙，四处投寄，而今天，有多少地方大兴土木上马“大学城”项目，不惜任何代价，把一些名校拉来设立新校区、研究院以及与“大学”有关的分支机构。筑巢引凤，目的是营造“大学经济”，装贴城市名片。尽管天南地北，多少大学择木而栖，在离校本部千里迢迢之地有了分店，有了“办事处”，不是他们寻求落脚，而是别人出大价钱请他们“贴金”。想必，今日之同济大学等等众多经历过“西南联大”时期的大牌老校也有了这样“牛”的机会。

毕竟，时事不一样了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不论什么样的大学，再也不会选择当年李庄那样一个破墙漏瓦，偏僻蛮荒的小镇了。

而当年罗南陔、罗伯希、王云伯等人心急如焚地“陈述”、“申报”，想尽千方百计“抢” 同济大学的情景，与时下某些地方“申办”运动会、拉大学落户的情形也有多少相似，不过，他们不是把它当作“项目”，而是一份承担。